袁隆平老师经常坐高铁，他说坐高铁既快又踏实。他坐高铁从不讲排场，十分随意。 

　　2013年“五一”劳动节前夕，党中央国务院确定在北京召开全国劳模代表座谈会，袁老师是备受尊敬的杂交水稻科学家，他曾经两次获得“全国劳动模范”称号，所以是被邀请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代表。 

　　袁老师这一次来北京参加座谈会坐的也是高铁。与往常不一样的是，他这次没有工作人员陪同，是一个人从长沙到北京，又是买了一个人的票回长沙的。 

　　4月27日，袁老师和一位正好到北京出差的亲戚结伴而行。之前，秘书小辛打来电话，要我到西客站接他。傍晚时分，我接到袁老师，惊诧地问，您怎么不带一个人呢？他满不在乎地说：没事、没事，他们都在田里忙，车上有人陪我，下车有你来接我，这样不是很好的吗？ 

　　4月28日，袁老师在会上发言。他说，他一辈子有两个梦，一个是在水稻禾苗下乘凉；另一个是想要杂交水稻覆盖全球。他以淳朴的口气，讲述着这伟大的梦想，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。只是，代表们不知道，他也没有说，此时，袁老师的杂交水稻研究，又有了新的突破。原第三期杂交水稻研究，在2015年达到亩产900公斤的计划，已经在2012年就提前实现了。就在这次来北京开会前，他又启动了亩产1000公斤的第四期超级杂交水稻的育种计划。他为此一直在紧张地工作着。他的时间，比金子还宝贵。 

　　座谈会结束后，我陪他在会议餐厅简单吃了中午饭，就赶往西客站。我说，您这么大年纪，一个人坐高铁，没人照顾怎么行？我陪您吧！他说，你有你的工作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不用陪。你送我到火车站就行，到了长沙会有人接站的。 

　　正午的阳光暖暖的，我们走进熙熙攘攘的候车大厅。一位挎着相机的旅客认出了袁老师。我们进书店，浏览图书，互相交谈。在报摊上买报纸杂志，在人流中一边走一边说话的情景，都被这位旅客拍了下来，他还过来要求合影留念，袁老师欣然同意。 

　　我们经过站台，走进车厢，找到他的座位后，我走出车厢，隔着厚厚的车窗玻璃和他挥手告别，他的头像在车窗上模糊，身子有点佝偻。我心里一愣，突然有了一种伤感。我实在放心不下他一个人在高铁上，还要奔波这么远的路，于是，我走到下一节车厢口，又悄悄上了车。 

　　那天旅客不多，车厢还有一些空位置，我找了一个座位，高铁开动后，我走到他的面前站着，等着挨批评。他见我一脸无辜的表情，笑哈哈地对我说了一句：你不听话。然后示意我坐在他旁边，又拍了拍我的肩膀。 

　　高铁高速前行，窗外满川绿意，华北平原的天空出奇地高，出奇地蓝，一些低矮的山丘，尽显着大自然的神秘与生命的张力。 

　　车窗外的阳光一闪一闪而过，袁老师有午休的习惯，开始闭目养神，约莫过了四十分钟，他突然醒来，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给我一张纸，基地今天在测一个新品种的产量，我算算有多少？”我也是空手上车的，只好顺手把手中的报纸递给他，他点了点头，在电话里他一连问了几个数据，然后在报纸的空白处计算一阵，之后又轻轻点点头，微笑着“嗯嗯”几声，看来对报上来的数据他是满意的。 

　　我突然想到，也许他刚才根本就没有睡，而是一心想着水稻基地的事情。每年四月底五月初，正是水稻科研人员忙碌的时节，这也是他不让工作人员陪他到北京来的原因。 

　　这时，有人拍了我一下，要我移步说话，原来是电视台的记者，他们在北京没有采访到袁老师，侦探到他坐的高铁车次，就买票跟了上来。袁老师知道的，说这些记者好厉害也很辛苦，同意接受采访。 

　　记者们急忙在车厢里架起摄像机，拿起话筒问了他一些问题。旅客们一见是袁隆平在接受记者的采访，就悄悄地围了过来。采访一结束，他们纷纷要求合影，袁老师习惯性地笑着同意了。他那平和率真的神态，使每一个合影的人不因为他是大科学家而拘谨。大家的愿望得到满足后，都乐呵呵地回去了。另一个车厢的人得到消息，又追了过来，几乎前后三个车厢的人都来了。袁隆平不顾疲惫，来者不拒，他让旅客们都突然有了与心目中的偶像合影的惊喜。我在一边干着急，担心他的身体，又不能够说什么。 

　　好不容易消停了，袁老师看起来有一些倦意，慢慢闭上眼睛小憩。我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，等我醒来，看见他专注地看着窗外的景色。 

　　夜幕降临，高铁徐徐进入长沙南站，我们下车走到出口处，看见师母邓则和秘书小辛已经在站口迎候，还不停向我们挥手。袁老师轻松地走过去，幽默地说，我一个人去开会，带回来一个保镖。师母热情地叫我一起回家吃饭，我把手举起来摆了一摆，高声回答说：不用了，谢谢，就转身进站，又坐上了另一趟回北京的高铁。 

　　年过八旬的袁老师，用一次简单而紧凑的行程，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身教课。他对工作火样的热情，对人民群众的热忱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深处，令我毕生受用不尽。（曾松亭）